多快好省实现中国梦
01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为十五年内赶英超美而已有迫不及待之势的教员挟同年一月份杭州会议的余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原计划讨论该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政府预算，但最后主要议程集中在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更长远的规划。
会议由教员亲自主持，在杭州已经对周公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的教员意犹未尽，在会上做了好几次发言，言辞激烈，讲到激动处甚至当着总理的面掏出柯庆施的文章问总理：
"恩来，你是总理，你写不写得出这样的文章"。
他说：柯庆施把中央许多同志都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
他批评国务院只给他成品，不让他参与设计，说"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对领导一线工作的各部门提出了一揽子批评。
会上唯一被不断表扬的柯庆施是个一度靠边站的人。延安整风中，高个子一线领导和康生抓住他1933年受中央委派去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因畏惧敌情而未到满洲，却谎报已去，并在上海花光所携带的活动经费的履历污点大做文章，他的新婚妻子甚至因而自杀。
1950年从石家庄调任南京时，时任中央三位主要领导跟华北局书记甚至联名致电华东局，称柯"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希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但是，这位当时党内仅存的见过列宁同志的干部却有属于他自己的在逆境中扳回一城的为官之道。他有个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面记录着教员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其中有正式场合发表的，也有隐秘场合谈的；有各大报社发表的，也有道听途说听来的；有大会小会都讲的，也有随意试探的；总之，只要是教员的话都加以记录，并终日琢磨玩味。
1955年初教员视察上海，时任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负责接待。已摸透教员喜好的他跟教员讲了一件事，他说据他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恰在这时，党外高层中替农民讲话的人开始增多；柯庆施的一席话让教员顿时影响深刻。敏感的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带着这样的忧虑回京的他，怒气冲天地训斥主张合作化步伐应该稳妥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走路"，并大大加快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
尝了甜头的柯庆施不断进取，表态发言一次比一次左，一次比一次离谱。甚至在党的工作会议上公然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为自己博了一个教员的好学生的名头。而被接连讥讽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离右派只有50米了"，"不做检讨就滚蛋"的两位国务院领导则只能一位接连检讨，一位称病不出了。
此后他们的表态一天比一天小心，行事也一天比一天谨慎；虽然他们一位在文艺座谈会上拍着桌子大骂柯庆施"他算老几？"，一位指着陪同的柯庆施给柯的副手讲：
"养猪不能养的跟我一样瘦，要养的跟柯庆施一样壮。"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前面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一系列讨论、批评、统一思想的准备工作，全面"大跃进"的路线在这次会议上被确立了起来。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一时无两，无法完成的指标被层层下达，到了基层便只好弄虚作假，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高指标造成的高征收，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造成的粮食浪费，终究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引起了大面积的饥荒。
02
1980年6月起，关心历史决议问题的陈云连着找起草决议内容的二胡一邓谈了七次话。据参加11月的两次谈话的胡乔木会议陈讲了三点意思，其中一点是，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首当其冲受到批评的柯庆施主政上海十年，被称为教员的好学生；陈云同志是老革命家，话说的比较委婉。说是华东，西南，中南其实说的就是那几个地方，那几个人。三个地方的领导都政治敏感，也都会写文章。但都没有上海的干部那么圣眷不衰，代代向荣。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教员对着参会的柯庆施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会议往昔的战斗岁月，他对红军时期的"供给制"表达强烈的眷恋之情的同时不忘批评"八级工资制"："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三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懒汉，评级主义才出懒汉。"
不管教员是不是无心，柯庆施却是有意。他把教员关于"供给制"和"八级工资制"的谈话工工整整的记录在了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一回上海就向他的政治秘书，时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做了传达，心领神会的眼镜不出几日便写就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
这篇刊于1958年9月15日《解放》第6期上的文章引经据典，以鲁迅的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为例，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当在京的教员如期收到柯庆施寄送的《解放》，发现这篇文章后如遇知音，一口气读完并嘱令《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为转载文章加了"编者按"。
这篇文章教员记了一辈子，1975年已经贵为常委的眼镜再次发表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时，教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起了这篇17年前的文章：
"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有此一段便不难理解1966年决心从文艺战线首先撕裂党的机构帷幕的教员委托夫人找人写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找了几位都不合心意。教员立马向夫人推荐了这位上海的三把手，由他组织了那篇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上海是个敢为天下先的地方。早在1900年受够了帝国主义窝囊气的慈禧太后听信笔杆子徐桐等人的建议准备利用山东等地颇有几分民粹色彩的义和团势力时，既不听命助拳，也不奉诏勤王的东南互保运动便是发端于上海，由铁路大臣盛宣怀牵线，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商定的。
而在"改革涉水""价格闯关"的年头，主政上海的那位金融沙皇先后通过组织货源、组织生产、实行补贴一系列手段稳定了上海的经济秩序，为后来的那次事件上海不动枪打下了经济基础。
而如今，在中美关税激战，调门正高的时候，特斯拉的马斯克先后访问沪京两地，并着手在上海建厂；绕开两国政府，直接地方跟企业之间合作的方式为解决两国争端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诚意，也让美帝精英阶层感受到了压力。
事实上，上海不仅出眼镜这样的笔杆子，也出实现中国经济软着陆的金融沙皇；不仅出批判资产阶级的雄文，也出论十二大关系这样的雄文。爱去上海的也不仅仅是教员，也有力主改革的设计师，批评华东负责人的陈云同志，以及左右调和的木匠，据说设计师有连续七个年头的春节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但奇怪的是，副统帅都不怎么去上海，据邱会作回忆眼镜当了常委以后副统帅就再也没有去过上海。
03
教员是个有怜悯弱者的情怀的领袖。埃德加·斯诺在书里写到这样一个情节：年轻的时候他的家里遭了哥老会洗劫，老父亲一病不起，他对着自己的父亲来了一句：抢得好，谁让咱们有而人家没有呢？连生性慈爱的母亲都觉得他这话说的过分。
他的卫士长回忆他曾经在看《白蛇传》时，因白蛇被压到雷峰塔下而拍案大怒，声泪俱下，全然不顾松开的裤子掉到了脚面，厉声质问："有这么欺负人的吗？这么欺负人不造反行吗？"
国内的几本传记不约而同得提到了这样的细节，在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时期，他看着身边工作人员从乡下带回来的捂馊了的窝窝头而深受震动，泪如雨下，分而食之；之后的七个月中他的餐桌上没有出现过一块肉，经常是一盘马齿苋，甚至因此得了浮肿。
然而当捂馊了的糠菜窝头，七月不见荤腥的餐桌碰上了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批评时，却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份量，变得无足轻重。他在警惕的目光中收起泪水，又一次换上斗争的思维和术语；"旧病复发""涩然汗出，豁然病已""中国历史上死一半人的时间多的是"等一系列语言以惯有的磅礴喷涌而出。
党的历史上有很多关心困难群众的领袖。但是当他们对困难群众关心的良知和脚踏实地奋斗的冷静，远不及他们的斗争哲学，政治敏锐孔武有力时，远不及他们对一个早年的梦的追求迫切时，他们关心群众的悲悯多少染上了几分难以言说的滋味。
中国人心里埋着个大国梦，憋着劲儿想当大国，不当大国堵得慌。从"十五年赶美超英"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狼图腾"到"大国崛起"，音符不同旋律一样。这种心态美帝国主义的基辛格博士看的明白，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大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他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
大概没有人反对自己的国家强大，就像没有人反对自己的家庭富裕一样。批评民族主义的人似乎也应该把"民族"和"民粹"分开。但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不比政治动员，今日命令下达，明日便能成效初见；他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所谓天行有常，大抵类此。当不顾实际条件要把一种理想立马变为现实时，尴尬与微妙的结局便不可避免。
心有执念的雄主，往往喜欢提纲挈领、暗合心意的大笔杆子更甚于喜欢出生入死，百战余生的部下，也甚于喜欢左右缝补，见缝插针的政务官；其中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笔杆子不需要承担实际工作，他们往往不需要告诉领袖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只需要抓住他们的内心，一幅蓝图绘到底；不管是屡受表扬，担心粮食吃不完，号召吃饭不要钱的柯老，还是越过恩列斯毛邓直接上溯伟大导师，俨然导师嫡传的捉刀人，莫不如此。
而承担实际工作的人却不一样；就像没有什么人比一线工程科研人员更清楚中美之间的差距一样，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清楚国家的底细。绘就蓝图很容易，不违背良心的落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或必赢"的喧嚣声中，他们最清楚用着美帝的仪器，软件，方法，吹着领导的牛逼的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打。
纵然如此，笔杆子的下场却往往不是那么好。且不要说同时得罪了两位特科领导人的柯庆施；就说他那位有恃无恐的政治秘书吧，连副统帅亲自上阵都没有搞倒他。然而，保护他以逼反副统帅做了代价，王不见王的结果最后搭上的却是教员的健康，失去庇护的他到底落了个身陷囹圄的下场。
教员是中国政治风景线上的大师，他不用屈尊降贵去制作道具，也不用俯身收割别人的政治资本；因着这个原因他超脱而豪迈，他也从无胆怯之意，不管是来自接班人的挑战还是倔强的副统帅的分歧。从别人一件件拼凑起来的政治道具上他看到的始终是通往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金光大道；他冷峻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意识形态的窗口。
在一场场浮想联翩、大气磅礴的运动过后，虽然他也会因不尊重自然规律而落入尴尬和微妙的境地，但他并不会习于这种尴尬和微妙。面对再严重的挑战他也能如河鳗一般，滑过尴尬与微妙的水面，捕捉水草般悠然忽闪的机会，让自己重新变得挥洒诗意，进退自如。
他的好学生们却没有这般条件。除却个人才情不说，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威望，对于各类政争的超脱也不是人人具备的。后人很难再有用那些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恍若漫步东篱却又暗藏机锋的文字来完成自己的政治隐喻的能力。
但圣君贤相的苦心孤诣也并非徒劳无益，一个人完不成的事情，可以多个人完成嘛。有人擘画方向，有人谈谈历史、哲学和运气，有人出来带领大家共克时艰不也很好吗？邓大人不是早就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吗？"
总有人说教员封闭僵化，事实却未必；不然怎么会有三起三落呢？多年后，后人再写历史决议的时候可能会加进去一句：教员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常公赶到了那个岛上；一件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留了一条凳子。
今天，领袖的列车一如既往缓缓驶向远方，留下的那些躁动的，正是我们将重复哪一段历史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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